一季度，中国经济实现了5.4%的较快增长，出口、零售、投资等经济指标普遍改善。但经济运行中的堵点依然存在，尤其是价格水平偏低和税收收入承压。
进入二季度，随着“对等关税”冲击逐步显现、部分刺激政策效果减弱，中国经济将迎来巨大考验。面对内外部挑战，一方面要争取“以战促和”，避免中美“硬脱钩”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要努力“修炼内功”，提高刺激政策的有效性。
一季度经济开局良好，但堵点依然存在
得益于去年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显效以及今年以来多项政策加力扩围，一季度中国经济开局良好，实际GDP同比增长5.4%，主要经济指标普遍好转：
一是出口延续较强韧性。3月，美国对华加征的20%关税生效，但受抢出口等因素带动，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仍达到12.4%。一季度，中国出口同比增长5.8%，商品贸易顺差为273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受此影响，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一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8.9%，也是多年同期新高。
二是以旧换新带动消费反弹。一季度，社零同比增长4.6%，明显高于去年全年的3.5%（3月社零同比更是升至5.9%）。从限额以上零售分项看，与以旧换新密切相关的通信器材（26.9%）、文化办公用品（21.7%）、家电（19.3%）、家具（18.1%）零售表现亮眼，仅这四项就拉动一季度社零增长1.4个百分点。
三是财政加码推动投资回暖。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2%，比去年全年加快1.0个百分点。一方面，地方专项债发行提速以及“两重”“两新”政策增量扩围，有效拉动了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另一方面，“6+4+2”化债方案缓解了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释放了稳增长动力。
尽管如此，当前经济运行中仍有不少堵点，最为突出的就是价格走势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财政收入：
一方面，价格水平持续偏低。一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速为4.6%，明显低于实际GDP的5.4%。在有效需求不足引致的供需不平衡格局下，GDP平减指数连续8个季度负增长，价格下行持续时间超过1998~1999年。截至2025年3月，CPI当月同比连续25个月低于1%，PPI当月同比连续30个月负增长。
另一方面，税收收入明显承压。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1%，其中税收收入同比下降3.5%。主要税种中，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6.8%。考虑到中国的税制结构（90%的税收收入来自企业端），财政收入受价格因素的影响非常大。在价格下行时期，财政收入增速往往低于GDP增速，这也将一定程度制约财政支出力度。
二季度开始经济面临更大挑战
进入二季度，随着关税冲击逐步显现、部分政策效果减弱，全球和中国经济将面临考验。
外部挑战：“对等关税”冲击逐步显现。4月10日，美国对华加征的“对等关税”生效（今年以来累计加征的关税已达145%，部分品类豁免）。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占国内出口比重为14.7%、占国内GDP比重为2.8%。如果考虑到转口贸易，占比会更高。因此，二季度开始，“对等关税”冲击将对国内出口、经济增长造成明显冲击。
此外，由于中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和其他国家谈判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增速也可能受到冲击，中国本土消费者和投资者行为也可能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发生改变。
最新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关税冲击下，几乎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期均有下调。基本情景下（基于截至4月4日公布的关税措施预测），IMF将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5个百分点至2.8%。其中，美国经济增速下调0.9个点至1.8%，中国经济增速下调0.6个点至4.0%。
如何提高刺激政策的有效性
面对内外部困难挑战，当务之急是争取“以战促和”、避免中美“硬脱钩”，同时努力“修炼内功”、提高刺激政策的有效性。
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备受争议的关税政策严重冲击美国经济，加剧其自身滞胀风险。美国金融市场出现罕见的“股债汇三杀”，美元信用也受到质疑。迫于压力，特朗普首先推迟实施了除中国以外国家超过10%的对等关税。随后对电子消费品、芯片等进口产品实施一定程度豁免，约1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可被豁免，并释放了与中国谈判信号。4月22日，特朗普再度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将由当前145%的水平大幅下降。
目前看“以战促和”逼迫美方进一步让步的可能性明显上升。如能以战促和达成贸易协定，避免中美经济“硬脱钩”造成的双输，有利于为中国经济转型赢得更多缓冲时间。
当然，面对外部冲击，提升刺激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更是应对关键。如果财政支出能够更多转向“投资于人”，将对强化政策刺激效果、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大有帮助。
笔者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力扩围“以旧换新”政策，可以考虑推广至服务业，发挥服务消费潜力；二是中央财政每年拨出1000亿元用于新生婴儿补贴，即每年每个新生儿可以获得1万元；三是大规模划转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提升城乡居民养老、医疗等保障水平。此外，可以考虑通过发行地方专项债或特别国债等方式，打通存量土地和商品房收储堵点，同时进一步降低购房成本（降房贷利率、降首付比例、降税费等），扭转楼市对消费的负向财富效应。当然，更深层次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也要同步推进。
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可以转向国内市场。在一些商品消费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经显著超过美国，如中国汽车年销售量达到3100万辆，美国只有约1600万辆。另一方面，出海和国际化仍是中国企业短期规避高关税直接冲击、长期开拓多元化市场和提升品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部分企业在本次关税风暴中已受益于布局海外。
（沈建光系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姜传钺系京东集团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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